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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原对《诗经》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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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喻是《诗经》中普遍使用的修辞手法,而且比喻的各种形式基本上都已出现,有明喻:如《邶风·柏舟》:“心之忧矣,如匪瀚衣”;有隐喻:《周南·关雎》: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;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;有反喻:《邶风·柏舟》:“我心匪石,不可转也;我心匪席,不可卷也”;有博喻:《卫风·硕人》:“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,领如蝤蛴,齿如瓠犀,螓首蛾眉。”而且《诗经》中的少数隐喻,已经含有象征的因素,如《魏风·硕鼠》,它取象于物体间的整体相似,以硕鼠贪鄙害人的习性比喻剥削者的贪婪本质,以硕鼠的臃肿的躯体比喻大腹便便的剥削者的丑恶形象,已经具备了象征的味道,但因它仍是取喻于喻体的自然属性和自然特征,所以还不能算是完整的象征手法。

屈原对《诗经》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

《诗经》中能算是完整象征手法的诗歌,就有这就是《豳风·鸱鸮*》。这首诗用鸱鸮*毁室、大鸟筑巢的故事暗示某一事件,大鸟、小鸟、鸱鸮*特有所指,只是不便于明白地表现出来。正因为如此,所以这首诗究竟指的是什么,从古代以来就争论不休,有人说是周公平定管、蔡叛乱而释成王之嫌的,有说是比喻劳动者反抗统治者横征暴敛的,也有说是将士不辞辛劳抵御外侮的。喻体与本体之间并不是取其自然属性的相似性,所以它是象征。

从总的方面来说,《诗经》中的比喻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,虽说已有了通篇的比喻,如《魏风·硕鼠》,有的也已完全具备了象征的特色,如《豳风·鸱鸮》,但只是一种初级形态,处于萌芽状态。到屈原,对《诗经》的比喻手法进行了突破性的发展,他扩大了比喻的范围,运用了新的比喻材料。正如王逸《楚辞章句·离骚经序》所说:“善鸟香草,以配忠贞;恶禽臭物,以比谗佞,灵修美人,以媲于君……。”另一方面,屈原已将萌芽于《诗经》的象征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,屈原作品中的象征不仅多而普遍,而且形成了一个彼此相关的系统。如

余既滋兰之九畹兮,又树蕙之百亩。

畦留夷与揭车兮,杂杜蘅与芳芷。

用滋兰树蕙等种植花草象征他为国家培养人才。

上叩天阍,下求佚女,象征他寻求实现美政理想的具体途径。最后一段神游的描写,象征诗人在楚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远逝他国,又用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菌之落英”象征不断地培养自己的品德与才能。《湘君》“采薜荔兮水中,搴芙蓉兮木末”,象征做事徒劳无益。《惜颂》:“□弋机而在上兮,罗张而在下,”象征奸佞小人对正直贤德之人的陷害,在屈原的作品中象征形象两极分化,好与坏、美与丑、是与非、直与曲、纯洁与污秽形成强烈对比:

鸾鸟凤皇,日以远兮。

燕雀乌鹊,巢堂坛兮。

露申辛夷,死林薄兮。

腥臊并御,芳不得薄兮。

——《涉江》凤皇在□兮,鸡鹜翔舞

——《怀沙》

以鸾鸟凤凰象征品德高尚的人,燕雀乌鹊象征谗佞小人。从整体的意境上来说是象征品德高尚的人被排挤出朝廷、奸佞小人却日益进用。高尚、美好、正直的人或事物总是被摧残、被扭曲,卑鄙、丑恶、邪曲的东西又总是占据高位,在这种象征体系中充满了悲剧的意味。以美与丑、善与恶的对立为轴心,屈原作品中象征形象往往对立:动物中有鸾鸟和鸡鹜的对立;植物中有兰芷和萧艾的对立;人物中有忠与奸的对立。在这种对立中体现着屈原爱憎分明的情感和追求美好的高尚精神。

《橘颂》是一篇完美的象征作品,橘树不仅有芳洁的外形,而且被赋予“深固难徙”、“秉德无私”等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情操,象征了诗人峻洁的品行和非凡的抱负。

象征萌芽于《诗经》,到屈原的作品里已发展得比较完备。由于象征联想和想象的特性极其明显,它所包蕴的思想内容也就更为丰富。所以淮南王刘安《离骚传》说:“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,举类迩而见义远,”是指屈原作品的象征特色而言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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